那个量表测出来的，可能不是你以为的东西

先做一个假设。有人刚做完一份“情绪性进食量表”，得分偏高。题目问的是“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想吃东西”“压力大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想吃甜的”。他想了想，确实有过。于是他得到一个结论：我是情绪性进食者。

这个结论看起来顺理成章。但有一批研究者花了二十年时间，想验证一件事，就是这个结论到底成不成立。

结论是，在一般人群里，量表得分高的人，情绪情境下并没有真的吃得更多。

这句话不是来自哪个营销号，来自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进食障碍与肥胖研究组的一篇综述，2016 年发表在《Frontiers in Psychology》。原标题大意是，《情绪性进食不是你以为的那样，情绪性进食量表测的也不是你以为的》。

综述摘要里的原话是，大量实验室研究和真实情境研究都没能在自称情绪性进食者身上，证明情绪情境下进食量增加。作者的结论是，这类量表缺乏预测效度和区分效度，不能假定它准确测到了它想测的东西。

量表问的是“会不会因为情绪而吃”，而它测出来的，可能是别的东西。

这个领域有一场没结案的争论

写到这里容易滑向一个方向，就是“又一个减肥玄学被推翻了”。这个方向不对，因为这件事的真相不是一边倒。

一方认为量表根本没有预测力。另一方的代表人物叫 van Strien，也就是这套量表本身的设计者。他的反驳很具体，说那些“没找到效应”的研究，问题出在统计方法上。

具体是这样。做研究要把人分成“情绪性进食者”和“非情绪性进食者”两组，很多研究用的是中位数分割，也就是按得分从中间劈一刀，上半截算高分组，下半截算低分组。van Strien 指出，这么劈会把真正有情绪性进食的人稀释进低分组里，效应自然就看不见了。他 2011 年在《Appetite》上发表的文章里说，此前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就归因于中位数分割导致的误分类，以及极端得分者样本量不足。

这个反驳在方法学上是站得住的。所以这篇要写的是一场还没结案的争论，不是一次揭穿。

读者那种“我好像有点，又不太确定”的模糊感，恰恰是这场争论在个人身上的投影。

说得也不算多，但吃法不一样

争论归争论，有一项研究绕开了问卷这个环节，直接看人吃了什么。

英国全国膳食与营养调查，1459 人，用的是连续七天的称重膳食记录。不是回忆问卷，是人吃之前真的把东西放秤上称。这个记录质量，在营养流行病学里算高的。样本里 95% 是白人，55% 是女性，中位年龄 41 岁，中位 BMI 26。

拿这群人的情绪性进食得分去对照他们的实际进食。得分每高一分，每餐少吃 15 千卡，每周多吃 1.4 次零食，每天吃东西的时间跨度拉长 35 分钟。

一顿少吃一点，一天多吃几次零食，而且吃得开始得早、结束得晚。这不像“难过的时候暴食一顿”，更像“一整天零零碎碎都在吃”。

研究者按样本的平均餐次和零食热量折算了一下，一周下来，正餐少吃 234 千卡，零食多吃 219 千卡。这里要说明一句，前面那个每餐 15 千卡是论文的正式结果，作者算总账时取的是更保守的 13 千卡，两个口径不同，不是前后矛盾。

少 234，多 219，几乎正好抵消。

所以那篇论文的结论是，情绪性进食者的总热量可能并不比一般人高，因为多出来的零食被变小的正餐抵掉了。

这一条挺关键。

它说明的是这类人的问题出在吃的方式上，总量没出问题。更零碎、更晚、时间拉得更长。如果有人问“情绪性进食是不是我胖的原因”，这份数据给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是”。

它改变的可能是节奏，不一定是总量。

他们不只是“难受了才吃”

这项研究把整个问题往前推了一步。

有一项研究设计了四种条件，让人分别经历负面情绪诱导、正面情绪诱导、单纯的食物暴露，还有一次对照。每种条件之后都做一次隐蔽的进食测试，测实际吃了多少。

结果发现，这四种条件下测到的进食量，彼此之间高度相关。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某一种线索之后吃得多，在其他几种线索之后同样吃得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后面这句。研究者用两种方式判定谁是情绪性进食者，一种是看他在负面情绪条件下吃了多少，一种是用自评量表得分。两种判定，都跟他在所有线索之后的进食量显著相关。

如果一个人真的只是“难过的时候才吃”，那他应该只在负面情绪那一次吃得多。可实际是，正面情绪之后他也吃得多，光是看到食物他也吃得多。

那这就不叫情绪性进食了，这叫对所有食物线索都反应过度。

量表的题目问的是“会不会因为难过而吃”，可它实际抓到的那一维，是“对各种线索有多敏感”。问的和测的，不是同一件事。

那量表到底测到了什么

如果它测的不是“因情绪而吃”，那它测到了什么？

前面那篇 2016 年的综述给了四个候选解释。作者没有说答案是哪一个，只说这几个方向都可能。

第三个值得一提。它是综述列的四个候选之一，论证过程没有展开，只拿到名称，当方向看，别当结论。

它说的是，有些人不是“因为难过所以吃”，而是吃了之后，回头给自己的行为补一个情绪的理由。

昨天多吃了，回想一下，昨天心情确实不太好，那就说得通了，我这是情绪性进食。这个解释在回忆里被补上，然后被写进量表，被当成一个稳定的人格特征。

但方向本身有道理。它跟上一段那个发现对得上：如果一个人对所有线索都吃得多，那他更可能是对食物线索敏感，而不是对情绪敏感。只是在回忆的时候，那些零碎的、没什么理由的吃，最容易被归到“那天心情不好”这个筐里。

也别把一个真实的人群抹掉

说到这儿，有一层必须补上，不然这篇就成了单方面否定。

量表在特定的一小部分人身上是有效的，这一点有研究支持。

有一项研究专门是为回应“中位数分组稀释效应”这个质疑设计的。按量表得分极端高和极端低筛出 54 名女学生，组内设计，测压力任务之后的实际进食量。结果发现，量表的预测作用只出现在一类人身上，就是压力之后饥饿感没有下降的那部分人。

这里要回指一句前面说过的事。正常情况下，压力反应是战斗或逃跑的准备状态，生理上第一件事是把饥饿感压下去。多数人压力之后不饿了，这才是标准反应。 那部分人压力之后照样饿，属于非标准的那一拨，量表在他们身上能预测准。

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量表只对一部分人有用，而它自己没办法标出这个范围在哪儿。

这就像用一把刻度模糊的尺子量身高，量一米七的人，误差可以忽略；量一米五和一米九的人，读数可能就偏了。量表的问题不在于它总是错，在于它不区分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错。

它真正的用处是筛查

那这东西还有没有必要用？

有价值，但用法要换个方向。

van Strien 2018 年在《Current Diabetes Reports》上有一篇综述，立场很明确。他主张情绪性进食是抑郁和肥胖之间的一个中介，高情绪性进食者的干预，该把重点放在情绪调节技能上，而不是限制热量。 这是他自己基于多年研究提出的框架，不是领域里的统一共识。

那段论证的关键在于，如果量表测不准“这个人会不会因为情绪而吃”，那它可能还测得出另一件事，这个人是不是正处在那条“情绪和体重互相加剧”的链条上。

筛查和诊断，是两件不同的事。

诊断要求准确，要求能确定是谁、不是谁。筛查不要求这个，筛查只要求把可能有问题的人捞出来，剩下的事交给下一步。

一个得分偏高的结果，真正该读出来的意思不是“我是情绪性进食者”。而是“值得留意一下，我的吃和我的情绪之间是不是有点关系”。这个提示很弱，但它指向的方向是对的。

判断自己“是不是这类人”，没什么用。判断“什么情境会让人伸手”，才有用。

后者不需要量表，需要的是记几次。什么时候想吃的，当时在做什么，之前发生了什么。记上一两个星期，比任何一份问卷都准，因为那是自己的数据，不是从人群统计里推出来的标签。

量表是从人群里推出来的，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群的平均倾向。而一个人的吃，是在具体情境里发生的。

人群的规律，回答不了一个人的问题。

参考资料

1. Bongers P, Jansen A.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6;7:1932.（综述：大量实验室与真实情境研究未能在自称情绪性进食者身上证明情绪情境下进食量增加；量表缺乏预测效度与区分效度。摘要已读，全文未读）
2. Magklis E, Howe LD, Johnson L. Scientific Reports. 2019;9:15133.（英国全国膳食与营养调查，n=1459，7 天称重膳食记录；得分每高一分，每餐少吃 15 千卡、每周多吃 1.4 次零食、每天进食时间跨度拉长 35 分钟。全文已读）
3. van Strien T. Appetite. 2011.（反驳：此前结果不一致可能归因于中位数分割导致的误分类，以及极端得分者样本量不足。摘要已读）
4. 「Emotional」does not even start to cover it. PMID 26559754.（四种条件设计：负面情绪、正面情绪、单纯食物暴露、对照；各条件下进食量高度相关。摘要已读，样本量与相关系数未获取）
5. Hunger, inhibitory control and distress-induced emotional eating. PMID 24768894.（n=54，按量表极端高与极端低筛出女学生，组内设计，测压力任务后实际进食量；预测作用只出现在压力后饥饿感未下降的那部分人）
6. van Strien T. Current Diabetes Reports. 2018;18(6):35.（主张情绪性进食是抑郁与肥胖之间的中介，干预重点应放在情绪调节技能。作者主张，非领域统一共识，摘要已读）
7. 自我报告情绪性进食与实验室实测进食量无关的研究. PMID 31455099.（仅读到设计）